编者按
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多处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回应人民对民主的新要求新期盼，团结带领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其在中华大地展示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让我们从几位基层工作者的讲述中，真切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
北京人民大会堂，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投票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新华社发
【一线讲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讲述人：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新乡市糖业烟酒有限公司董事长 买世蕊
“买代表，恁又来了？”每月中旬，在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南桥办事处人大代表联络站，熟悉热络的声音总会响起。我是大伙儿口中的“买代表”，大伙儿盼什么、急什么、愁什么，都愿意跟我唠一唠。
还记得多年前，我到黄河滩区农村慰问困难群众。“老家在黄河边，几乎年年发水，庄稼三年两淹，吃粮全靠国家救济……”一个老乡牵着我的手，指着几代人挤住的土坯房告诉我。眼前的一幕幕揪着我的心，我噙着泪走村串户、深入调研，把滩区农民出行难、吃水难、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这“五难”和盼迁建、盼改善、盼脱贫这“三盼”写进了建议，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加大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政策支持力度的建议》，并连续十年不懈推动。2017年，这份建议得到全国人大高度关注。如今，新乡黄河滩区近16万名群众已经搬出“水窝子”、迁入新家园，过上了以前梦里才有的好日子。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近些年，在一些社区、农村，家庭暴力催生了不少令人痛心的社会问题。我根据调研情况，同其他几位代表一道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反家庭暴力法的议案，并参与了对这部法律的修订和讨论。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震撼和震慑了家暴者，保护了广大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一名人大代表就是一座连心桥，一头连着党和国家，一头连着万千群众。履职35年来，我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更深深感受到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和国家能像我们这样，拥有这么具有优越性、广泛性的好制度；我们的民主，确确实实是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自信所在、底气所在、力量所在。
脚上沾着泥土，心里装着群众。我会始终和老百姓们坐一条凳、心连着心，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
民主体现在一个个细节中
讲述人：公安部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政治与法律教研部教授 丰存斌
2018年8月，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我有了一个新身份——公安部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这让我感到责任重大。可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党校教师，我对公安工作了解并不多，怎么去监督呢？刚开始，的确有点儿犯愁。
不久后，有一件事给了我很大触动。按照惯例，公安部每年都要在各地区组织监督员们召开交流座谈会。有一次在天津召开华北地区监督员交流会，我们到一个看守所调研。公安部的一位资深警察从管理流程、饮食卫生等各个方面，为我们详细讲解如何监督看守所的工作。“一定要闻一闻看守所有没有异味，这是最能体现看守所管理是否规范的细节。”
那次调研，让我震惊于公安部门这种坦诚的勇气，更钦佩他们主动接受监督的深度自觉。对监督员的责任，我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创新，以多种形式推进民主实践，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变为国家治理的强大效能。公安部聘请监督员，正是推进民主监督的一种实践形式。
履职3年多来，我脑海里时常会闪现接过聘书的那一瞬间，并怀着庄严的心情重温聘书中对监督员提出的要求，不断提醒自己认真履行职责。我一直关注着公安机关推出的各项便民政策措施以及落实情况。这几年，我经常去各级公安机关的办事大厅、办事窗口实地调研，并针对了解到的情况提出建议，其中一些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
作为一名学者，民主问题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对我来讲，受聘担任公安部监督员，是一个从民主理论到民主实践的转化过程。一步步走来，我深切感受到：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在深入推进，我们的民主越来越真实有效，这尤其体现在群众关注的基层一线，体现在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每个细节中。
四川成都温江区寿安镇岷江村，全国人大代表陶勋花（中）听互联网从业者介绍如何利用科技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新华社发
“直通车”让百姓参与立法更便捷
讲述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青年干部 陈宇博
2015年7月，上海虹桥街道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全国设立的四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2021年7月下旬，我被派往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挂职锻炼。
刚到岗半个多月，正赶上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在荣华居民区征求居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建议。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居民们特别踊跃，每位发言都非常积极。正式法律文本公布后，有位居民还给我发来了截图信息。原来，他们认真比对了正式法律文本，发现其中有一条采纳了对修正案的修改内容。居民们积极参与立法的热情感染着我，也让我深深感受到：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国家立法“直通车”，确实为百姓参与国家立法提供了有效途径。
2021年，我们在立法意见征询过程中克服疫情常态化防控带来的困难，除了常规的视频连线外，还面向具体法律的受益群体或相关群体开展直播。比如，宪法宣传周前夕，我们特别为之前参加过体育法修正草案意见征询的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部分学生直播了体育法立法意见征询座谈会，让他们更深入了解立法工作。学生们都说，这真是一堂精彩又真实的法治课。
在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法律征询意见时，为了保证意见质量，我们创设性地提出了“立法意见深度协商制度”。比如，针对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我们联合区域内司法资源，主动携手上海一中院资深法官，邀请提意见的代表、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坚持“不屏蔽、不曲解”原则，对收集到的法律意见进行深度讨论，并在此基础上，保留了合情合理合法的意见建议。这样一来，我们找准了立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加强了审判、法律适用和立法环节之间的有效互动，使制定的法规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架起“彩虹桥”、开启“直通车”，让基层群众的立法建议可以直达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我特别高兴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更加了解我们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工作了。他们说，大家真切感受到：中国的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
为方便居住在高山峡谷里的农村群众，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人民法院法官邓兴背着国徽，组建巡回法庭。新华社发
大事小情，大家商量着办
讲述人：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河水村党支部书记 王丽娜
2021年6月，我从吴忠市红寺堡镇兴旺村调任河水村。两个村子只有一墙之隔，原来就是一个移民村，叫兴旺村。2000年刚搬来时，兴旺村由兴旺组和河水组两个村民小组构成。光听这个村名，就能感受到乡亲们对过上好日子的渴望。可是，在陌生环境里重建家园，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听村里老人说，刚来的时候，党员发展不规范，村子的事个别人说了算，“两委”班子换届选举年年出岔子。
没有公平民主，兴旺村就兴旺不起来。以前，村里80%都是土路、砂石路，一下雨到处积水。村道绿化项目谈了好几拨，一听说是兴旺村的活儿，老板说啥都不接。兴旺组内部不团结，也连累了河水组。
2016年11月，兴旺村一分为二，兴旺组、河水组各自为村，各过各的日子。分村而治后，河水村成功进行了换届选举，但兴旺村新一届“两委”班子依然“难产”。2017年2月，红寺堡镇党委开始向迟迟选不出班子的村下派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罗凯成了下派到兴旺村的第一任村支书。在他的带领下，村里全面推行“55124”村级事务治理模式，即以“五步工作法”为统揽夯实制度基础、以“五联工作表”规范会议程序和记录、以“一份议事清单”规范议决内容、以“乡村两级监督”确保工作合法合规、以“四级联动督查”推动工作落实，推进村级治理规范化发展。
这五个数字看着不起眼，合在一起，却能起到“还权于民、民主决策、取信于民、化解矛盾”的大作用。说白了，就是村里要干啥事，都得让老百姓知晓，人人都有发言权。
2019年7月，我到兴旺村任支部副书记。跟群众打交道越深，越感觉到，发扬民主、公开公正是搞好基层治理的一剂良方。
去年12月，71岁的村民马生发骑电动车去镇上，途中出了车祸，村“两委”得知后第一时间入户核实，随后召开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大家很快同意把他纳入低保户。现在，对于申请低保和临时救助的村民，村委会首先利用网格化管理对全村进行摸排，并公开讨论，然后提交村民代表大会研究决定。一套流程下来，大家心服口服。对于享受各项政策却不遵守村规民约的，也要上个会，由大家定个说法。
新的一年，怎么兴业富民、乐业宜居？还得靠民主。小到哪条巷子种什么树、哪条街砌什么围墙，大到村里争取什么项目，我们都会仔细收集每位村民的意见建议，大家一起商量着干，日子才能更红火有奔头。
浙江诸暨枫桥镇魏廉村一名老党员（左）在枫桥经验陈列馆参观。新华社发
把“枫桥经验”的种子播撒得更广
讲述人：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教授 汪世荣
从2005年至今，我基本每年都会带队赴诸暨调研“枫桥经验”，跑遍了这里的23个乡镇、街道，500多个村居。
“枫桥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那就是浙东的自治传统。“耕读传家”是中国乡村文化的缩影，在诸暨体现得尤为突出。居民们从良好的人际关系中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和支持，从源远流长的乡谊中感受着人文滋养的作用。
让人称奇的是，诸暨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篮球场。村民们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增进了相互了解，也有助于提高社区的凝聚力。
举个例子，2016年，由于国家电网建设，诸暨市供电局需要征地，而这块地中有次坞镇道林山村很多村民的祖坟。为了妥善解决迁坟事宜，诸暨市供电局和村里举行了一场篮球比赛，增进了双方友谊，此后的迁坟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
多年来，“枫桥经验”不仅形成了党建统领、人民中心、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还特别重视治理的过程和细节。比如，诸暨一些地方，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村级档案完整保留到了今天。村支部和村委员研究、讨论、处理问题的会议记录，村民交往中的重要事项以及达成的书面协议，村委会和村民及其他组织签订的协议以及履行的结果等等，都被分门别类装订成册，保存在村档案室里。留存完整的历史档案资料，不但有助于彻底化解已有纠纷，还能为未来处理类似矛盾提供宝贵参照。
如今，“枫桥经验”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生命力越来越强。作为研究者和参与者，我真切感受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魅力。我们会继续播撒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种子，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注入更多智慧和力量。
项目团队：
光明日报记者 张胜、王胜昔、杨珏、李建斌、张文攀、王建宏、陈慧娟、靳昊、陆健、王斯敏
光明日报通讯员 刘军旗